作者简介
王伯顺，安徽铜陵人，铜化集团退休职工。曾有作品散见一些地方报刊。
居民小组长
各家各户都听着啊……下午X时在居委会开会学习啊……自带小板凳啊……母亲的嗓门特大，她一声吆喝，半条街都能听到。小时候，我就是从她那震耳欲聋的吆喝声中得知她是居民小组长。
我老家的小镇是座历史悠久的古镇，主街道约一公里左右，有上街头和下街头之分，下街头街面宽敞，房屋整齐，是小镇商业集聚地，而上街头多为居民居住处。
我家的住处，既不是下街头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街头，而是一桥之隔的“特区”，“特区”里住着几十户人家，多半是草房，零星的几户瓦房，也只是盖了几片瓦而已。全景是一桥贯通南北，南北皆分明。政府管辖着“胜利街”(下街头）和“共和街”（上街头）两级居委会。“胜利”和“共和”是新中国成立时的象征词，可见，居委会在解放后不久就成立了。一九五八年，我刚上小学，母亲就是“特区”居民小组的小组长，据说还是选举产生的。
母亲的脚是小脚，是旧社会“裹足”留下的残疾。不过在我的印象里，她好像并没有因为小脚造成很大的行走障碍，有时去山里走亲戚，几十里地也没有难倒她，当然，那是我儿时的表面直观，是最低级的感性认知。
解放后的几年，虽没有了剥削和压迫，但因物质匮乏，人们还是背负着沉重的生活压力。本着家庭分工，父主外，母主内的传统，一家几口的一切内务，诸如洗衣浆裳，一日三餐，家禽家畜的饲养等等，几乎由母亲一人承揽。如果养一头猪，还要去较远的野外打猪草，百来斤的担子压在一双小脚的母亲肩上，很难想象她是怎么挑回家的。长大了，我才明白，她的付出 ，要比常人艰辛得多，困难得多，为了家庭和子女，那是咬着牙齿的豁出。
自从当了居民小组长，母亲便额外的多出许多事来，比如牵头组织小组居民去参加开会学习，协助居委干部布置检查居民小组的治安情况，以及爱国卫生运动等各项活动。难度最大的要算调解邻里时常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纠纷。
母亲是文盲，不懂得什么大道理，偶尔从领导干部那里瓢学了几句时髦的口号性的大道理，说出来，也是别别扭扭词不达意，但是她在调解邻里和其他民事纠纷中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。她的小道理满腹经纶，经常一套一套地脱口而出，什么“有情有义千里近，无情无义对门远”；什么“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”；什么“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有理也要让三分”……没人知道她是从何学得，也没人知道她是否真正的理解，反正在当时的居民群里知道和了解的人也不多，她只是想通过这些民间俗语作前奏，再进行所谓的深入浅出地展开，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她的声情并茂的劝说能力，起到了感染和软化了对方的作用，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不过也不是次次顺利，有时也会出现语拙词牵无理可说的尴尬局面。
母亲的性格偏强，说话嗓门大，如果遇到蛮缠胡搅不讲理的，惹恼了她，她也会唬着脸将对方训斥一顿，被斥之人，多数都知道是为他们好，也不计较。当然，时间长了 ，爱管闲事的闲言碎语多多少少还是传进了她的耳朵，她听到了也不往心里去。有时遇到调解纠纷的“攻坚”阶段，往往忘了回家，这会招来全家的不快，往往外火熄灭，内火燃起，谁愿意下班放学回家，锅是冷的 ，灶是冷的？不过母亲很快也就忘了，出现纠纷，照样一如既往的苦口婆心地去说服，去调解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母亲的居民小组长干了近三十年从未间断，只到“特区”居民小组随着历史变化的进程逐渐消失为止。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她参与当地居委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和调解民事纠纷不计其数，虽然“特区”居民小组磕磕绊绊时有发生，但总体睦邻友好，相安无事。
为什么母亲的居民小组长“长盛不衰”？一个在旧社会过来的文盲小脚妇女，她有什么样的超人能力？她的人气是怎样聚积的？她的成功秘诀又在哪里？除了言传身教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在因素，是她在好人本质的驱动下，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，一点一滴地，无意识地，不知不觉地慢慢形成和积累的结果。
早年，母亲有一手缝制布鞋和编织草鞋的“绝活”。那些年，人们除了雨天穿胶鞋，平日里都是穿自家缝制的布鞋。母亲做布鞋，不论是千层底的纳法，还是布鞋的样式，别致而又雅观，且远近闻名。“特区”小组的妇女们几乎都得到母亲的面授，真传。不少家庭的小孩都穿过母亲亲手缝制的布鞋，尤其是为幼儿缝制的虎头鞋，那虎头活灵活现，穿着养脚又舒服。
为了赶制那些鞋，母亲经常挑灯熬夜。另外家里还有一个专门编织草鞋的工具——草鞋耙，闲时编织一些囤积起来，谁出远门就送他一双。
在“特区”里，我家的菜园面积最大，品种丰富，而且青葱翠绿，长势旺盛，这是父亲的业余“佳作”，如果无菜园的某家偶尔过了买菜的时间点，被迫无奈求上门来，母亲会毫不吝啬地铲点摘点，以解他人燃眉之急。如果哪家大人因急事外出，小孩无人看管，也会十分放心地托付于母亲照顾，如此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别小瞧这些不起眼的小事，它却为母亲的人脉注射了强劲的营养剂。
在居民的眼里，母亲是个称职的小组长，她的光鲜一面，有目共睹，而在我的眼里她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。母亲常说：要管人，先管己。我从小生性好动，但一般不闯祸，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暑期，还是闯了祸，祸起篮球场上与家门口同级同学发生争执，他骂骂咧咧，口出秽言，我一急，便失去理智，踹了他一脚，还在他的光背上留下了清晰的五指掌印，他父母以此为据，投诉居委会。
母亲得知此事，在查到我的踪迹后，她手执板条，颠起小脚穷追不舍，引来“特区”居民围观。我一溜烟跑回家中，她关起门来，一边大声呵斥，一边将屋内弄得震天响，结果投诉方慌忙跑来劝解，母亲当面赔礼道歉，祸事才得以平息。这种既解决问题，又吸人眼球，还使我免遭皮肉之苦的瞒天过海的办法，还真是一般人想不出来。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城镇人口的月粮食定量为平均每人约22斤左右，不足自给，定量口粮一度时期规定在各级居委会承办的大食堂就餐。大食堂的服务人员是经过筛选的群众口碑好的人担任，母亲被选中。居委会规定，食堂重地家属等闲杂人员不可入内。
一次放学，因忘了带家门钥匙，便违反规定从后门溜了进去，食堂里所有人都在忙碌，恰好此时我看见我的堂伯父手拿一只瓦钵，正在窗口领取当日的份额粥。堂伯父膝下无儿女，瘦削的身材，有眼疾（青光眼），堂伯父端着份额粥，刚转身离开没几步，只听得啪的一声脆响，钵摔碎了，白花花的粥洒满一地，也许是腹空无力，也许是眼疾障碍所致，堂伯父呆愣着站在那里，半晌未动，一天的粮食没了，他欲哭无泪。食堂里传出斥责声，母亲没作声，她盯着我，并使劲地向一个方向努着嘴，我顺向一看，立刻心领神会，原来，后厨间的灶台上，笼屉正缓缓地冒着热气，熟透的山芋香味，浓烈地诱惑着饥肠。
我乘人不备，悄悄地溜进去，掀起笼屉，拿出两节足有一斤重的山芋，揣进书包，然后，出后门抄小路赶上堂伯父，将山芋塞进他的衣兜里。这是母子合伙做了件不光彩的事，如果不做也无可厚非，但堂伯父母的一整天将在饥饿的煎熬中度过，在道德和饥饿的天平上，只能选择饥饿。
对待“特区”居民，母亲经常冒着风险，继续做着她想要做的事。“特区”居民的家境，母亲了如指掌，摊她值班时，对于那些只靠定量口粮而没有后劲的老弱病残，她总要多添一勺粥，多挖一瓢菜，当然，这点秘密在食堂内部是瞒不住的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见怪不怪，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
父亲在日时，常戏称母亲的居民小组长是“无级芝麻官”，说她为了保住官位可以让我们全家吃了上顿无下顿，宁愿冒着“后院起火”也要首先灭掉外面的家无常理，鸡毛蒜皮的“野火”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“特区”居民小组的历史，最终划上了句号。母亲的“官”没了，年纪也大了，又因小脚，上下我居住的楼层不便，我把她接过来，就近租了间房屋。住了一段时间，她浑身难受，为啥？无事管呗！于是她又瞄上了她住房周围的环境卫生。八十多岁了，还以为她是“特区”居民小组长，动不动就指指点点戳人家一下，结果有一天，在管“闲事”的争执中，被一懒妇推了一掌，跌倒在地，伤了元气，终于走不动了，从此安稳了。我和我姐轮流照顾，尽了几年孝，母亲八十八岁寿终正寝。
母亲当了几十年的没有任何报酬，甚至遭人厌的居民小组长，她到底图个啥呢？又为什么乐此不疲呢？难道她有什么高大上理想和信念？或者为了几句表扬和赞许？细细想来这些都够不着边，文盲母亲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，但也不是简单的俗不可耐的为了那点名声和口碑，对她而言，那是一种责任，一种习惯，一种她自认为是好的习惯，一种获得“成就”感的自我满足。
（配图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）
